韦德国际1946-源自英国始于1946

  1940年秋,一个落木萧萧、江水茫茫的季节,长江上游南岸的李庄,迎来了上万名特殊的客人。

  他们是来自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社会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教育科研学术单位的学者和学子。为躲避日军的炮火,他们已经辗转多地、颠沛流离千里。在李庄,他们终于安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自此时直至1946年陆续离开李庄,怀抱着科学救国、学术报国的理想,在贫病交加中,学者们在此潜心治学,坚持文化抗战,创造出一批重要的开创性学术成果,一批令人景仰的学术大师同时成长起来。

  李庄镇现在已成为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是四川省历史文化名镇,近年来每年有400多万人次前来参观。探究在那个特殊的艰难时期,学者们何以能迸发出如此惊人的创造力,于今,仍有现实启示意义。

  金沙江、岷江、长江“三江汇流”于四川宜宾城区,顺江而下约20公里,李庄古镇临江矗立。因舟楫之利,自古以来,这里便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码头、商贸重镇和川南通往滇、黔的驿道。

  明末清初,湖广一带的移民沿长江水系向四川各地迁徙,李庄成为移民的重要登岸之地,附近20多个乡镇的粮食经李庄装船,运销长江沿岸城市,同时运回食盐等分销各地。历经战乱后的李庄重现繁华,建起很多庙宇、祠堂、会馆、宅院。

  1937年日本精心策划“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多地陷入战火之中。由逃难人群组成的两股迁徙洪流,一股从平津自北往南,一股自上海、南京一带由东向西,在长沙交汇之后又分别从不同的路线迁徙至西南地区。

  同济大学迁徙至昆明经历了一条非常曲折困苦的线路。上海沦陷后,同济师生迁徙到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广西八步,最后通过越南进入云南,直到1939年春才分批抵达昆明,行程上万公里。

  1940年,日军飞机对昆明的轰炸越来越密,同济大学决定再次迁徙,打算在大山环绕的四川寻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也希望去“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得知同济欲迁川的消息后,有多名子女为中共地下党员的李庄乡绅罗南陔约请全镇名流开会,共商支持抗战、欢迎同济来李庄安顿之事。很快,李庄向同济发出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心怀为国家分忧、为民族解难,当时人口仅3000多的李庄镇,接纳了从昆明等地迁徙来的近10家教育科研学术单位的学者、师生及家属共1.2万多人。镇内各宫庙、会馆、祠堂、民间大院全部被清空,神像被请出,用以安置这些单位。全镇每一户人家,均住进了避难人员。

  “九宫十八庙”成为同济大学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由湖广籍移民所建的禹王宫,为同济大学校本部所在地。张家祠堂,有两广总督张之洞手书“宏我汉京”牌匾,该处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迁驻,数千箱珍贵文物亦储藏于此。

  李庄镇西南约5公里处的板栗坳栗峰山庄,是一处庞大的组合院落群,由张氏家族经几代人之力才建成。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安置在这里。史语所带来了从殷墟发掘的1.8万多块甲骨文龟片,20多万块陶片,以及大量的明清档案、古籍善本。

  此时的李庄,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金岳霖、陶孟和、李济、凌纯声、董作宾、李方桂、劳榦学术精英云集,群星璀璨。颠沛流离的学者学子们终于相对安定下来,教学和科研活动可以照旧如常了。“中华文化的薪火在李庄熊熊燃烧起来”,李庄一个历史陈列室里的图片上这样介绍。

  默默无闻的“四川南溪县李庄”,变为赫赫有名的“中国李庄”,国外邮件只需写明“中国李庄”就能准确投送。李庄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后方四大文化中心之一。

  一批令人景仰的学术大师也在李庄成长起来,为我国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建筑学、体质人类学等诸多现代学科的建构,做出了开拓性、奠基性贡献,梁思成被誉为“中国建筑科学之父”,李济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李霖灿被誉为“东巴文化之父”,童第周是我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凌纯声是中国民族学的开拓者、吴定良是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奠基人

  同济大学在李庄6年,培养了3000多名毕业生,许多学生成为新中国的栋梁之材,如后来成为新中国院士的吴孟超、王守武、唐有祺、吴式枢、王守觉、卢佩章等。据不完全统计,从李庄走出去的学者、学生中,后来成为大陆和台湾地区院士的就有40多位。

  “在李庄有一摞大师,每个人都可建一座丰碑。”宜宾市历史学会会长、宜宾学院退休教师常智敏教授说:“虽然已经远去,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科学精神是我们国家的永久财富。”

  清政府在容闳的建议下,1872年派出了第一批少年去美国学习科学技术,但直到新文化运动,科学才由知识分子作为一面旗帜在中国高举起来。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科学救国成为一代学子的理想。

  避难于李庄的学者,正是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其中不少人在西方系统地学习了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的研究方法。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于1928年成立,所长傅斯年从英国和德国留学回国,其时30岁出头,雄心勃勃,提出以史语所为中心把中国建成“科学的东方学”的正统。

  史语所的东方学研究集中了一批优秀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李方桂等,很快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对安阳殷墟和山东城子崖的发掘,编辑整理明清史料,田野调查在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上的应用,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语言和语音等这些在考古、历史和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承认。

  在侵略者一路追寻轰炸同济大学,企图摧毁中华科技与文化的危急时刻,这一代爱国的学者们自觉将科学救国、学术报国的理想融入文化抗战的时代主题中。

  常智敏告诉记者,到李庄避难的学者中,许多人曾被敌伪势力争取过,但他们不为所动,坚持留在后方,怀着“文化不灭则其国不亡”的理念,以刻不容缓的紧迫感投身中华文化的整理、研究、发展和传播中,在文化战线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战。

  营造学社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从事古代建筑实例的调查、研究和测绘,以及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1931年,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醉心于中国古建筑研究的爱国情怀,把他带入到忘我工作的境界。1932年至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营造学社成员开展了大规模古建筑实地测绘和考察,把科学方法应用到研究中国古建筑上,足迹遍及15个省,测绘和拍摄唐、宋、元、明、清等各代古建筑1800多座。

  北平沦陷前夕,梁思成收到“东亚共荣协会”寄来的请柬,被日本人注意到的他,于1937年9月带领全家,以及金岳霖和清华的两名教授,离开北平,踏上漫漫逃难长路。1940年秋,营造学社迁徙至李庄。

  据岱峻所著《发现李庄》记载,美国方面曾邀请梁思成前去讲学、夫人林徽因同去治病,梁思成回信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和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林徽因也毅然谢绝,“决不愿做中国的白俄。”

  位于李庄镇上坝月亮田的营造学社旧址,如今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参观。人们往往长时间驻足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卧室,卧室里有一幅相片:病中的林徽因躺在病床上,形销骨立,全无昔日翩若惊鸿的风采。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皆出身名门,留学美国,兼善中西文化。离重庆200多公里的李庄不用担心敌机空袭,算得上清静之地,可对身患肺病的林徽因来说,这里潮湿的气候是可怕的克星,来到李庄才一个多月,她就完全病倒了。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开始了贫病交加的日子,最后山穷水尽,只得典当衣物,衣服当完了,就当手表、金笔。

  李庄镇党委书记曾祥立、李庄古镇景区管理局副局长潘成君认为,与祖国在一起、与民族共患难,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家国情怀。科学救国、学术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则是他们严谨治学、潜心研究的强大动力。

  尽管生活陷入赤贫状态,梁思成、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写作仍坚韧地推进着,梁思成身患脊椎软骨硬化病,不得不戴着铁马甲工作,当他俯身向画板时,常把下颌放在小花瓶上,用以支持头部,从而减轻对脊椎的压力。病中的林徽因,倚在床上顽强工作,承担了书稿的校阅,并执笔写了书中的第七章。1944年,《中国建筑史》在李庄完成。

  李庄6年,学者们创造了一批重要的开创性学术成果,中国现代建筑学开山之作《中国建筑史》,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殷历谱》,填补纳西东巴文化研究空白的《麽些象形文字字典》、中国第一本大型田野报告《城子崖》等著作在这里完成。在这里,董同龢研究汉语音韵史,其《上古音韵表稿》,修正了汉学家高本汉的诸多看法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李庄见到了梁思成、林徽因在贫病交加中坚持学术研究的情景,感叹道: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这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路,改善生活去了。

  费正清还曾感叹,只有中国的学者能在如此艰苦的抗战环境中忍辱负重,愈挫愈勇,取得如此伟大的学术成就

  1940年代的李庄,已经繁华不再,社会衰落,经济凋敝。整个镇子没有一所医院,也没有任何药品,人的生命在这里仿佛被抛向原始的自然状态。在疾病面前,即使是同济大学医学院也无能为力。同济大学波兰籍教授魏特、劳榦的母亲因为没有药品,在李庄无助地逝去。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也许是最不幸的。1942年1月,大女儿因身染伤寒,在李庄不治而亡,而在1939年,他的二女儿已在昆明去世。陷入巨大悲伤中的李济,以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来忘却悲痛,他以殷墟发掘为基础,建立了殷商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写成《殷墟器物甲编:陶器》《西阴村史前遗址》等著作。

  受战争、自然灾害等影响,当时的李庄“物价上涨可惧”,人们的生活陷入贫困。中央研究院是当时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史语所、社会所的学者们时常面临缺粮断炊的困境。为了生计,一向“笑傲诸侯”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不惜打躬作揖,向地方官员央求食米,“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

  据《发现李庄》一书记载,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傅斯年每餐只能吃一盘“藤藤菜”,有时只喝稀饭,甚至卖书买粮度日。每次卖书换来的粮食,除解决自家燃眉之急外,还周济朋友。

  从灯火阑珊的大都市,逃难到穷乡僻壤的李庄,生活落差极大,缺医少药、缺粮断炊、空气潮湿疾病、贫穷、悲伤没有击倒李庄的学者们,他们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坚守学术象牙塔,甘于清贫、淡泊名利地做学问、搞研究。每个学者都怀揣着自己的学术梦想,梦想吸引着他们在寂寞的学术人生中顽强前行。

  在李庄板栗坳戏楼上的一张大门板上,董作宾沉浸在甲骨的梳理和研究中,焚膏继晷,在千头万绪中重建殷商时代的历史。他利用有年历根据的甲骨文,把商代晚期200多年的历史轮廓扎扎实实重建起来,耗费其多年心血的《殷历谱》1945年在李庄出版,这是一部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居延汉简研究是国际汉学界瞩目的重大科研课题,劳榦在李庄的农舍里默默工作了三四年,最后独立完成了居延汉简的全部整理和考释,并发表了20多篇居延汉简的研究论文,他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两部巨著相继在李庄出版,《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进一步扩大了汉简的研究领域。

  据《发现李庄》一书记载,劳榦的母亲劳婆婆死于水肿,在李庄板栗坳,劳榦哭哑了喉咙。“居延汉简研究,也是盛开在血泪之中的花。”

  1943年,英国学者李约瑟来到李庄,为同济大学师生作了科学演讲。他同多年前在比利时相识的老友童第周教授,进行了密切的交流。令他惊讶的是,童教授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所做的研究,“与地球另一端的权威霍尔特弗莱德博士的最新观点不谋而合”!

  童第周曾赴比利时比京大学留学,攻读生物学,做过达克教授的助手。1934年回国,后辗转来到李庄同济大学生物系任教,在缺乏起码的仪器的条件下从事科研工作。尽管他和夫人叶毓芬在李庄的时间不长,但意义不凡。

  一次在镇上路过时,他发现旧货店里居然有一架旧显微镜,靠东拼西凑借钱买下这个“宝贝”。没有电源,童第周想了个“自然照明”的办法,晴天利用烈日阳光、雪天利用雪地反光当光源,开始实验,发表的一篇篇高质量论文,引起国外生物学界的关注。李约瑟在日记中写道:“英国科学访华使团非常荣幸地将童氏夫妇的科研报告交由西方科学杂志发表。”

  童第周在脊椎动物、鱼类和两栖类动物的卵子发育能力研究方面,取得了影响世界的成果。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偏居川南一隅以及纷飞的战火,没能阻绝李庄同世界学术界保持活跃的交流。站在学术前沿,许多学者取得了国际学术界瞩目的学术成果。

  董作宾的《殷历谱》为中国学术争得世界性荣誉,不仅胡适、陈寅恪等中国著名学者有文章讨论和赞扬,而且国外学者德效骞、李约瑟等也有讨论和请益。

  重病在身的林徽因抓住每一个同世界学术界沟通的机会。1945年,英国国家博物馆专家捷因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考察,她不失时机地邀请其到家中做客。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直保持与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的友好往来。这对美国夫妻极具中国特色的名字还是梁思成给起的。中西文化交流使梁思成夫妇保持着旺盛的学术创造力。1946年10月,美国耶鲁大学聘请梁思成前去讲学,他带着《中国建筑史》等著作的书稿、图片,将中华文化瑰宝展现在国际学术界面前,他的研究成果也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赞扬。

  1943年进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学习的金士翱教授回忆,每学期正式上课前的一件重要事项,就是准备书款购买德国医学书籍。他当时是通过德文书籍、外籍教授和到李庄的外国访问学者来了解世界的。同济大学在李庄接待的两位重要外国访问学者,李约瑟教授和美国医学专家里欧埃洛瑟教授,其学术报告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帮助因病陷入赤贫的梁思成、梁思永,1942年傅斯年写信给重庆的政府部门申请救济,极力称誉梁氏兄弟:“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思永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

  1930年在哈佛大学获得考古学硕士学位的梁思永一回国,就进入史语所工作。他加入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殷墟发掘行列。梁思永还主持了山东龙山镇城子崖和河南安阳西北冈的发掘工作。

  梁思永在错综复杂的地层堆积中,明确了仰韶(彩陶)、龙山(黑陶)和殷商(青铜)文化的叠压关系,为中国古代文明找到了历史顺序。对安阳殷墟的发掘,是中国独立进行科学考古发掘的开端,围绕它聚集了一批学术精英,形成考古学术圈。梁思永最初的成功就得益于这个圈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学术团体如天文学会、地质学会、气象学会、物理学会等纷纷涌现,形成了傅斯年所称的“学术社会”。在李庄的这些科研教育学术单位,就是“学术社会”的缩影,这里有着良好的学风和学术环境。

  在李庄期间,李济曾决心辞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兼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的职务,只是傅斯年一再挽留,他才难以坚持自己的意见。李济请辞,不只是由于失去亲人的悲伤,更是为了集中精力于学术。李庄学者中,凌纯声等人曾辞官不就。不以仕途为意,专心学问,是许多学者的选择。

  《李庄镇志》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1943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成都举办远古石器展,李济专为展览写了《远古石器浅说》一文,定稿前征求意见,年轻学者夏鼐向自己的导师毫不客气地提了近40处修改意见。在同济大学的历史中,记录着在李庄的师生与校长丁文渊的重大冲突,丁校长官气十足的作风不仅惹怒了教授,也惹恼了学生,上任两年后只好黯然离任。

  李庄学者中,许多人曾留学欧美,在学术界地位突出,但那些没有留学经历的学者,同样靠自己的学术成果,发出灿烂的光芒。董作宾高小肄业,通过自学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师从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李庄出版的《殷历谱》,为他收获巨大的荣誉。

  所有的成功都不是偶然。厚植良好的学术土壤,让每个学者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科学生产力才能得到最充分的释放。在李庄,一些起初只是帮助做辅助性工作的非研究人员,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在良好的学术风气熏陶下钻研学问,终成学术大家。不到20岁的青年罗哲文,被招考进营造学社做练习生,在李庄开始接触建筑方面的知识,担任抄写、绘画工作,最后成为著名的古建筑学家。

  罗哲文曾回忆梁思成“对学艺青年耐心细致传艺的精神”:“他从绘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和绘图仪器的使用方法到削铅笔、擦橡皮等小技都一一地手把手教给”从中可以管窥,那时的李庄,学风和学术环境之良好,做学问、搞研究之认真。

  滚滚长江东逝水,70余载岁月虽已远去,但这些前辈树立的科学救国、学术报国的丰碑,至今仍屹立在李庄的土地上。古镇的上空,星光依然璀璨。(记者 惠小勇 黄卧云 黄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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